蹲在一堆快遞中間，蜷著腿，低著頭，看著滿屏彈幕的動漫，偶爾抬起頭來詢問同事“編號多少“，這是上海市一位申通快遞員小高短暫休息時的場景。 今年21歲、來自安徽農村的快遞員小高，高中畢業后就來到上海打工。兩個月前，經上海工作的姐姐介紹，成為了一名申通快遞收派員。 送貨量大的時候，小高的月薪可達4000多元，一般情況下月薪只有3000多元。 他住在公司提供的8人宿舍里，每天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8、9點，沒有特定的休息時間，中午叫兩份外賣，放在紙箱子上吃，席地而坐。與別家快遞公司的快遞員面對面“用餐“，兩份菜也是共同享用。 對于是否享有“五險一金“，小高直搖頭：“公司根本不會管我們這些。“ “我不知道什么“五險一金“，公司不給交我也沒辦法，“一名中通快遞的快遞員吳師傅告訴記者。采訪過程中，吳師傅一直沒有放下手中的活兒，“不好意思，我現在很忙。我們都是做得越多，掙得越多。“ 隨著幾大快遞公司陸續上市，快遞員被吹上了風口：一邊是快遞小哥月入萬元的新聞爆出，一邊是快遞員屢屢被打的消息。無數個電商購物節狂歡的背后，是百萬快遞員奔波的身影，但他們的生存狀況并不樂觀。 2016年5月北京交通大學、阿里研究院和菜鳥網絡聯合發布《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從事社會化電商物流行業的有203.3萬人，大概是五年前的3.4倍。 上述報告也對快遞員的薪酬進行了普查，結果顯示，五成以上快遞員工資水平在2001-6000元之間，少數能達到8000元以上。 而據《人民日報》文章，100多萬快遞從業人員中，有90%的人沒有勞動合同、五險一金最基本的保障。 目前社保覆蓋到了直營快遞企業職工，而數量占比達63%的加盟快遞企業職工絕大多數沒有保險。加盟快遞企業基本沒有為職工繳納公積金，一些已經繳納公積金的直營快遞企業繳納基數普遍很低，一般在100元至240元之間。 據《快遞雜志》對1746名快遞員所做的調查顯示，快遞公司為員工繳納的最多的是工傷保險，有43.8%，繳納養老保險的有23.34%，繳納醫療保險的有29.39%，失業保險14.41%，還有一部分快遞員沒有任何保險。 不簽合同、不繳社保成為快遞行業普遍現象。一些快遞公司的招聘信息通常把工資寫得比較明確，但是關于“五險一金“等員工應有的福利卻常常避而不談。很多快遞企業都沒有嚴格執行“五險一金“，以“人員流動快“等理由讓其變為虛設。 而按照勞動法規定，“五險“是法定的，只要取得快遞員資格，就可以由統一機構或協會為其投保。 工作強度方面，上述調查顯示，90%以上的快遞每天要工作8小時以上，三成男性快遞員日均工作12小時以上。 高強度的工作伴隨著巨大的壓力，上述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快遞員表示壓力很大，主要來源于薪酬待遇、工作時間、與客戶的關系以及升職的壓力，其他如公司制度、工作環境等也是壓力來源。 顧客的態度也是快遞員壓力的一部分：27.95%表示經常會遇到不禮貌的顧客。80%以上的快遞員認為社會大眾對快遞員存在誤解或不公平對待。 據媒體報道，2017年2月，中通快遞山東省濰坊的快遞員李某在送件時與客戶發生沖突，被打成重傷，經送醫診斷，李某左側肋骨9根折斷，右側肋骨1根折斷。 工作一年以內的快遞員有近七成不會有很大壓力，而隨著工齡增長，長期進行高強度的工作承受的壓力會越來越大，這也導致不少快遞員僅將其視為短期工作，行業流動性大。 國家郵政局特邀監督員鄭東平認為，快遞員除了加班時間長、戶外工作時間長、每日奔波在路上面臨交通風險等，同時還面臨缺乏勞動保護、個人權益受侵害等諸多尷尬：一是勞動合同簽約率低。不簽約，企業就可隨時解除聘用，同時也免除了許多責任和負擔，無疑快遞員的權益將受到侵害。 二是社保福利低。由于不繳納社保成潛規則，快遞員除計件工資外，難以享受醫保社保等法定待遇，更談不上享受高溫補貼、霧霾津貼和防寒戶外裝備等。 三是由于缺乏勞動合同和工傷保險工傷認定難。作為快遞員等從業者，也應學會自我保護和依法維權。 在過去十年中，快遞行業的發展只是一種量的變化：單純的網點數量的增加、倉庫面積的擴大、快遞員人數的擴張，但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水平低，這依然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 國家郵政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20日，中國的快遞業務量已突破300億件，同比增長51.7%。 龐大的快件量，對于加盟制快遞公司來說，就是壓在無數個快遞網點上，最后平均在數萬個快遞員身上，就是超飽和的工作強度，而這樣的勞動強度并沒有帶來相應的回報，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快遞員只能任由網點老板壓榨“剩余價值“。 在加盟制中，每一個加盟網點都是獨立的法人，旗下員工的待遇福利和五險一金需加盟商自行負責。但低價競爭、總部的“以罰代管“都導致加盟網點利潤薄弱，從而克扣掉快遞員必要的社保。 界面新聞記者在一份某加盟制快遞公司的加盟合同中看到，有一條關于勞動合同的條款為：“乙方(加盟商)必須健全該新設公司(加盟地分公司)的生產經營、財務管理、工資、勞保福利等制度，并與員工根據《勞動合同法》的規定簽署《勞動合同》“。 一位某加盟制快遞公司的法務人員對界面新聞記者強調，加盟合同的條款屬于事后監管，如果總部發現違約情況，可以要求解除加盟合同或繳納違約金。 從監管層面來說，加盟網點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保等行為，由相應的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負責監督。但目前快遞從業人員超200萬，末端網點多，監管難度大。 鄭東平認為，各級司法部門應主動為快遞員提供法律援助，特別是工傷或猝死的快遞員的善后賠償，法律援助中心應指定律師或者志愿者，為其提供免費法律服務，通過典型維權案例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圍，改變快遞企業不簽勞動合同、不繳納社保的潛規則。 專注合同糾紛的律師崔宜波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勞動法的規定，勞動爭議發生后，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對于沒有勞動合同的員工，應向仲裁處提供證明自己為該公司員工的證據：如工資條、銀行轉賬記錄、印有該公司印章的培訓手冊等書面證據。“崔宜波律師表示。 目前的民營快遞公司中，多采用加盟制，絕大部分快遞員的福利掌握在數萬個加盟網點老板手中。 遇到少數“好老板“要憑運氣，壓榨底層員工的“剩余價值“成為快遞行業見怪不怪的“潛規則“。 國郵智庫專家邵鐘林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目前的快遞市場上低端服務供大于求，而高端服務供不應求。所以低價競爭不可避免，一些大的快遞企業利用價格戰擠掉小規模的企業，只有當市場的供求調整成功后，價格才能回到合理的價位。“ 而不久前，幾家快遞公司都出現了網點關門、快遞員轉行送外賣的新聞，暴露出“層層施壓“、“只重效益不重監管“的加盟制問題日趨嚴重，已經成為制約快遞員下一步發展的瓶頸。 隨著快遞公司的相繼上市，對于產業升級戰略性的投入，也應該包括對“以罰代管“加盟制的反思、改進，重新審視一線員工的勞動價值和相應的回報。只有一線快遞員生存狀況得到改觀，快遞業發展才能真正有質的飛躍。 小高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他做夠半年就離開。他說，像他這樣的在大城市務工的快遞員幸福感并不高：“工作很枯燥，也沒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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