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下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幾乎同時出臺網約車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對當地網約車司機戶籍、駕齡、年齡、學歷、車齡、車型、車牌、排量等等都做出相應規定。而相對廣州深圳的“溫和“，京滬版則充滿地方保護主義色彩，尤其明確非京滬籍駕駛員以及外地號牌車輛，不得從事網約車運營條款，被輿論調侃為“網約車不實施細則“，此舉若形成示范效應，可能會對網約車前景埋下一定變數，也引發不小的市場恐慌。 滴滴的“不成熟“ 作為網約車市場老大的滴滴對此反應頗為激烈，其在公開信中揚言，京滬等地意見稿將導致數百萬網約車司機師傅或將失去目前的工作機會與收入，數百萬家庭將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大量司機將面對失業打擊，成為社會閑散人員，重新尋找工作，或將造成群體性危機和社會不穩定因素。 滴滴還搬出李克強總理“分享經濟“力量，認為從事網約車的兼職車主，也將被迫退出這個行業，剛剛在中國落地發芽的分享經濟也將受到重創。 滴滴聲淚俱下的控訴，但與北京的調控有些南轅北轍。盡管北京今年出臺積分落戶政策，給數百萬定居北京的外地人落戶帶來一絲想象空間，然而嚴控人口規模卻是當下北京最重要任務之一，2020年將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是難以逾越的紅線，“以產業疏解帶動人口疏解“成為各級部門工作常態。 而從此次的北京版征求意見稿可以看出，與關停中關村數碼市場、動物園批發市場、大紅門服裝城類似，給司機和專車設立極高的準入門檻目的在于人口疏解。網約車如果在這些大城市放開從業人員的限制，就會對周邊的勞動力有虹吸作用，吸引大量勞動力涌入大城市，以開網約車為業。這不符合北京等城市的人口調控政策。 滴滴在公開信中揚言意見稿將使數百萬網約車司機師傅將失業，以及數百萬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或將造成群體性危機和社會不穩定因素等等，看似很合情合理，然而與相關部門不在一個頻道。 比如滴滴認為意見稿可能導致“百萬網約車司機師傅將失業，以及數百萬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然而并非是百萬京滬籍網約車司機師傅將失業，以及數百萬京滬籍家庭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相反京滬籍網約車司機仍然可以繼續從事網約車營生，由于競爭對手驟減，可能他們的收入還會增加，算是美事。 新政沖擊的更多是數百萬非京滬籍網約車司機，他們很可能會失業以及家庭失去重要收入來源。但在相關部門眼里，這些非京滬籍網約車從業人員，本來就在清退之列，如果他們在京滬等地長期找不到營生，自然會選擇用腳投票，轉戰適合自身生存發展之地。 此外，滴滴認為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草案會讓司機群體收入減少70%以上，同時列舉上海目前已激活的41萬余司機中，僅有不到1萬名司機為滬籍。也就是說，滴滴僅提供數千個滬籍人口就業機會，實在是有些寒磣。 新政“進兩步退一步“? 一般而言，世界各國政府部門在頒布新政之前，往往會拋出若干議題，以此來試探輿論風向，作為未來決策依據，有時會采取切香腸式戰術，以“進兩步退一步“方式實現預期目標，今年7月交通運輸部公布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在各方既得利益博弈下，其正式版和征求意見稿內容也存在不小的修訂空間。 10月8日-14日是北京交管局公布的社會各界公開征求意見時間，留給滴滴的是拿什么籌碼與相關部門討價還價，尋求各方都能大體接受的平衡點。北上廣深網約車實施細則正式版，也會是各方利益相互斗爭妥協后的結果，但更高門檻，更嚴要求將成難以阻止的趨勢。 此次征求意見稿像是一顆巨大的煙霧彈，讓全行業頓時看不清未來方向。滴滴們聲淚俱下哭訴，可能會收獲不少輿論同情分，然而在北京下大力氣解決城市擁堵，嚴控人口規模的政策大環境下，滴滴控訴的重演打車難，打車貴，高排量車輛準入增加城市環境壓力等難題，以及大談所謂的共享經濟前景都會顯得蒼白無力，如何緊密配合當地政府行動則更為緊要。 試想，如果京滬正式版仍大體維持意見稿內容，網約車市場短期內則難以避免面臨萎縮，然而龐大的市場需求并不會隨之驟降，被滴滴們洗腦的海量用戶約車體驗將可能會降低，擠出去的需求一部分轉向出租車市場，公共交通以及黑車市場，淘汰出局的非京滬籍網約車司機們要么轉行，要么重操舊業干起黑車營生，也不排除大量司機離開京滬等傷心地，這也正中有關部門的調控目標。 當然細則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修訂空間，京滬等正式版不排除會放寬戶籍及車輛準入標準，比如戶籍門檻下修為持當地居住證，具備連續若干年社保和納稅記錄等，車牌來源和司機籍貫符合一項即可，政府還可在司機總量進行配額管理等等，總之得給蓬勃發展的公共出行市場留發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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