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一個朋友，10年前在某三線城市創業，前些年啟動融資。另一位朋友做投資，一聽城市的名字直接拒了：我們是小VC，京滬廣深杭，這幾個地方的項目能跑過來就很滿意了，其他地方，項目再優質也只能割愛。 前幾天，關于階層固化、告別北京的文章，在我的朋友圈刷屏。我相信，這背后反映的是中產階級的某種焦慮，這種情緒正在不斷強化，一旦遇到與之相同頻率的情緒，就會產生情緒疊加，物理學上將這種現象稱為“共振“。 去年新世相搞的逃離北上廣活動，也同樣曾刷爆朋友圈，基于的應該也是相似的一種情緒。不過，逃離北上廣只是一場經過周密策劃的活動，并非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而且，如果不能在朋友圈秀逃離，那么逃離就沒有意義。就像大部分人會在朋友圈曬某個偏遠山村的古樸、寧靜，但曬完了古樸和寧靜，差不多就該回到城市的喧囂和浮躁了。古樸和寧靜，只具有即用即拋的短期價值， 大多數人都能感受到“長安居，大不易“，但覺得不易到了必須逃離的程度，畢竟還是少數。當然，終究有人真的逃離了。北京人李方說，“感覺到這個城市對外地人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友好“。李方這篇《最近有點為北京感到難過》，和逃離北京活動、階層固化等內容一樣，在朋友圈刷屏，同時，還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我其實部分認同李方的看法，因為我也同樣感覺到了某種越來越不友好的氣氛。尤其是疏解非首都功能，被層層包干，層層落實為一個硬性指標““逐年壓縮常住人口數量，這是典型的政府做事的方式，沒什么意外。但你能想象到，有多少開滴滴的人口、送外賣的人口、清垃圾的人口、炸油條的人口““會被一刀切地“疏解“掉嗎?在《打不到車的冬天和沒有服務員的城市》這篇文章中，我已經表達過我的看法。不過，我并不認為這跟中產階級的逃離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 城市生態變差或許很快會成為一個事實，但眼下它還只是一種可能性，一個發展中的過程，并不適合直接拿來作為其他結果的原因。 北京的生活成本上升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平均薪資水平排在北京前三位的互聯網行業從業者，其實也不是站出來抱怨北京的生活成本的合適人選。過去10年，北京的平均房價上漲大約3.8倍，平均房租上漲大約1.5倍，互聯網行業平均薪水漲幅在2倍以上。北京互聯網行業的平均薪水跑不贏北京房價，但跑贏房租還是綽綽有余的。中產階級似乎喜歡把買房當成一個指標，憑什么啊?為什么非要選一條讓自己焦慮，讓自己不開心的路呢? 有調查發現，互聯網行業的薪水漲幅，跟跳槽次數成正相關，跳槽越頻繁的人，工資上漲幅度越大，跳槽成了重估自身價值的一種有效方法。我并不是要慫恿互聯網公司的員工跳槽，而且我也并不知道互聯網公司是否真的虧待了老員工，但這起碼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在一個有更多職業選擇機會的城市工作，對打工者是有利的。如果一個城市只有兩家像樣的互聯網公司，你總不能一直在這兩家之間跳來跳去吧? 如果你打工打膩了，打算在互聯網行業創業，那北京就更加適合你，你需要的人才、資金、行業交流機會、全國輻射能力和整體互聯網氛圍，你幾乎找不到比北京更靠譜的。雖說互聯網無遠弗屆，但互聯網創業還真的無法擺脫地域限制。如果你執意選擇一個二三線城市，當然不是完全沒有機會，但你必定要付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機會成本。 我有一個朋友，大約10年前開始在某個三線城市創業，做面向企業的電子商務服務，幾年來踏踏實實地做產品，做服務，不少知名企業成為他們的客戶。前些年為了加快發展速度，決定啟動融資。我另一位做投資的朋友，一聽這個城市的名字，直接拒了：我們是小VC，人手有限，京滬廣深外加杭州，這幾個地方的項目能跑過來就非常滿意了，其他地方的優質項目只能割愛。實際上大的VC也要考慮在三線城市投資的綜合成本和投資回報率。 即使在美國，科技創業公司也大多集中在西部的硅谷，東部的紐約、波士頓等有限的幾個地區。當年扎克伯格在哈佛校園創建了Facebook，卻是在硅谷把這家公司做大的。當然，后來扎克伯格有點后悔，說如果有機會重新來過，他會選擇把公司留在波士頓，而不是搬到硅谷，因為硅谷的人跳槽太頻繁了。他曾跟Amazon的貝索斯討論過這個問題，結論是在西雅圖，一個人做一份工作的平均年限是硅谷的兩倍?？磥恚瑔T工有太多選擇，就必定會跳來跳去，這對哪兒的老板都是個噩夢。 扎克伯格當然已經不太可能“逃離“硅谷，但聽說又有人逃離了北京，這次是逃到印度的班加羅爾。我相信，這種逃離并不是北京呆不下去了，就跑去做印度人，其實和那些留在北京的人一樣，是把握屬于自己的機會而已。我倒是比較支持這種“折騰式“的逃離，相對那些“心累式“的逃離，折騰起碼是年輕的標記。 當然心累也是人家的權利，只是我覺得，其實這事兒跟北京關系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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