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對于華為、愛立信、諾基亞和中興這四大通信廠商而言，2016年是風云變幻的一年，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一年。 對于華為、愛立信、諾基亞和中興這四大通信廠商而言，2016年是風云變幻的一年，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一年： 1月14日，已控制阿爾卡特 -朗訊80%以上的股權的諾基亞宣布并購基本完成并正式開始聯合運營;11月2日，諾基亞宣布正式完成收購阿爾卡特-朗訊100%的股權交易， 既2007年與西門子通信合并、2011年收購摩托羅拉無線之后又實現了對第三家電信業巨頭公司的命運終結。 3月7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在其官方網站公布消息，決定對中興通訊實施出口限制措施。4月5日，自2010年開始擔任CEO的史立榮引咎辭去CEO職位，原CTO趙先明出任公司CEO兼董事長。2017年3月中興宣布同意支付8.92億美元的罰金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 7月25日，因為業績不佳，執掌愛立信六年之久的衛翰思(Hans Vestberg)卸任公司總裁兼CEO和董事會成員職務。10月26日，愛立信公布聘請鮑毅康(Borje Ekholm)為公司新的總裁兼CEO。11月17日，華為主導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在3GPP會議的5G短碼方案討論中戰勝了高通主推的LDPC和法國主推Turbo2.0，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國內輿論將其稱為中國在全球通信領域話語權的上升。 發生在四大廠商身上的上述代表性事件反映出市場競爭加劇所引發通信設備行業的波瀾起伏，特別是在諾基亞完成對阿爾卡特-朗訊的收購之后，通信設備行業的集中度進一步提升并直接導致華為、愛立信、諾基亞和中興這四家通信廠商格局的變化。 因此，筆者對于華為、愛立信、諾基亞和中興這四家通信廠商的2016年財報進行解讀，目的就在于通過財報數據的分析來了解通信設備市場參與者實力的變化，發現通信設備行業競爭格局的變遷走向。 解讀之前需要說明的是，四家通信廠商總部分處不同國家，財報數據所用貨幣單位也各不相同：華為和中興采用人民幣，愛立信采用瑞典克朗，諾基亞采用歐元，因此為便于橫向比較本文將各家財務數據統一折算為美元來進行核算。 同時由于華為在其財報中已經按照2016年12月31日的年終記賬匯率將其財務數據折算出美元金額，因此在折算其他三家的財務數據時也統一使用年終記賬匯率來進行折算，以避免標準不一出現混亂。 一、四大通信廠商2016年收入排名與格局變化 根據財報數據，四大通信廠商在2015~2016年的整體營收變化及排名情況如下圖所示： 諾基亞2015年數據為諾基亞與阿爾卡特合并前的數據匯總 可以看出，在公司整體業務收入上，四大通信廠商在2016年的表現和排名相對2015年變化并不大： 領頭羊華為以24%的年復合增長率持續拉開和后三家的收入差距，考慮匯率影響，在2016年華為是唯一一家實現營收增長的廠商，且其營收規模突破700億美元并超過后三家之和，相當于諾基亞或愛立信的3倍和中興的5倍之多。 通過并購阿爾卡特-朗訊實現兩家公司合體之后的諾基亞超越愛立信排名第二，基本上實現了其通過并購做大體量以在營收規模上抗衡對手的目的，但兩家體量相當的公司之間實行并購后能否做到1+1“2對于諾基亞的管理層而言還是充滿挑戰。 考慮匯率影響，愛立信是四家中收入降幅最大的，在外部市場變化和內部人事更迭的雙重夾擊之下，增長乏力始終是愛立信難以破解的困局。 排在隊尾的中興雖然在最近三四年間增長勢頭明顯，但營業收入始終徘徊在150億美元左右，已然說明其現有的業務架構不足以支撐公司收入出現規模性突破，除非也象諾基亞一樣采取外向擴張的并購舉措，否則在現有市場格局之下已經難以翻身。 整體業務收入對比在某種程度能夠體現四大通信廠商的規模實力差距，但由于各家公司戰略導向差異而導致其業務布局的不同，僅僅比較整體業務收入難以直接體現出各公司在相同市場、重合業務上的競爭實力對比，因此需要做進一步細分比較。 從上表所示四大通信廠商的業務收入結構來看，愛立信的業務組成最為單一，幾乎全部集中在運營商業務領域; 諾基亞雖然通過Nokia Technology涉足消費者市場并以收購來的IP及應用產品發力企業業務，但以運營商客戶為主的網絡業務仍在公司營收中占比超過90%以上; 華為和中興則通過多元化戰略同時在運營商業務、企業業務和消費者業務進行擴張，特別是以手機為主的消費者業務在近兩年發展迅猛，但具體到收入結構上來看，其運營商業務仍在其整體業務收入中占有近6成的份額，因此這四大通信廠商之間競爭激烈的重合市場仍然主要集中運營商業務領域。 在細分的運營商業務領域，四大通信廠商的業務收入對比排名如下圖所示: 可以看到，在中國和亞太占據市場份額優勢的華為受益于中國4G網絡建設和印度、泰國基礎網絡建設投資增加，其2016年的收入總額獲得進一步增長; 而愛立信和諾基亞則受累于美國和日本市場需求疲軟導致收入下滑; 此消彼長之間華為在運營商業務領域一家獨大的市場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其收入份額由2015年的35%上升到了43%， 幾乎占據了半壁江山，另一半江山則由愛立信和諾基亞分而治之，由此剩給中興的則只有9%左右的空隙和80多億美元的體量，在一中兩外的夾擊之下更凸顯出其格局之困。 二、華為的滯長隱憂 雖然華為一枝獨秀以24%的年復合增長率提前在2016年突破了700億美元的收入大關，但在形勢大好的局面之下從其具體財報數據來看仍然存在著一些隱憂： 1.增量不增收。 華為的整體銷售收入在2016年同比增長了32%，但其營業利潤的同比增幅則僅有3.8%。這一趨勢從下圖銷售收入與營業利潤三年間的同比變化可以看到清晰的展現，但2016年的差距之大還是出人意料。 華為在財報中對此解釋為消費者業務的拖累，一是消費者業務增長較快拉低了整體銷售毛利率，再有消費者業務的品牌和渠道建設投入導致銷售管理費用大幅上升。 華為2016年的銷售毛利率是40.3%，財報中并沒有披露消費者業務單獨的毛利率水平，但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在財報溝通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終端的毛利沒超過30%，To B(運營商業務和企業業務)毛利超過40%“。 此外考慮到華為和中興在同一個市場上競爭，也可以參考中興的財報數據：中興2016年消費者業務的毛利率僅為13.5%，比自身的運營商業務和企業業務的毛利率水平分別低了24%和22%。 因此，華為的消費者業務的毛利率水平或許好于中興，但與運營商業務和企業業務的盈利水平差距應該大體相當。 華為2016年的銷售管理費用在銷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達到16.6%，為四大通信廠家中占比最高，且比2015年的15.8%增長了0.8%，這多增長的0.8%轉換成人民幣就是241.6億，可以對比的是中興消費者業務的2016年全年業務收入才不過335億，可見華為消費者業務在品牌營銷上的手筆之大。 銷售毛利率下降而銷售費用大幅增加，消費者業務為華為整體業務的盈利水平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是整個集團增量不增收 ，或許這也正是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在新年致辭中將2017年定位為“精細化運營變革年，一切要以利潤為中心“的壓力所在。 2.海外市場收入占比下降明顯。 作為本土企業稱雄國際市場的代表，華為在17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的國際化戰略一直受到推崇，其海外市場銷售占比超過國內市場也是華為全球化運營成功的標志。 但從下圖五年間華為海外市場銷售收入占比的變化趨勢來看，海外市場銷售占比一直處于連續下滑狀態，特別是2016年的占比回落到55%，如果這一趨勢沒有扭轉的話華為的海外銷售收入將很快被國內反超。 海外銷售收入占比下滑，一方面是世界經濟形勢低迷、國際市場需求疲軟而國內三大運營商4G投資正處于高峰期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消費者業務在海外市場的發展還不能令人滿意。 輪值CEO徐直軍在財報溝通會上就直接表示：“中國市場占比提升主要來自于消費者業務和企業業務在原來大的基數上快速增長，這兩塊業務盡管海外增長速度也很快，但是基數小“。 與之對應的是，華為消費者業務在2016年7月發布2016年上半年業績時明確表示“海外收入增速是中國的1.6倍“;但華為終端公司在今年1月份的公號上發文《一張圖速覽華為消費者業務2016年業績預期》提到“50%智能手機發貨來自海外 “。 財報顯示華為在2016年全年智能手機發貨量達到1.39億臺，對照徐直軍“基數小“的說法，難道是半數的海外發貨卻并未給消費者業務帶來半數的海外收入?余承東面臨的壓力不小。 3.消費者業務增速開始下滑。 華為的整體銷售收入在2016年同比增長了32%，這一增幅低于2015年的37%，體量更為龐大是一個原因，但其中最大的影響還是消費者業務增速下降明顯： 從下表所示華為三大業務在三年間的業務收入同比增幅來看，2015年消費者業務收入同比增幅高達72%，對2015年整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1%;而2016年的收入同比增幅已下降到44%，對2016年整體業務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也只有40%，低于運營商業務的貢獻率。 展望2017年，全球范圍內4G網絡建設高峰已過而5G投資至少要等到2018年才開始啟動，中國三大運營商已大幅降低201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預計華為運營商業務將在明年迎來嚴峻的考驗，因此華為能否保持整體業務收入持續增長的重擔將責無旁貸的落到在集團收入占比已經接近35%的消費者業務身上。 然而，消費者業務在2017年“一切要以利潤為中心“的定位和2016年增速下降明顯的趨勢則表明或許余承東真的難堪此大任，由此整體業務收入增長的勢頭是否會在2017年迎來一個拐點、其海外收入占比是否會低于五成將成為華為明年財報的最大懸念。 三、諾基亞的并購代價 對于諾基亞而言，雖然其通過并購阿爾卡特-朗訊的強勢擴張打破了通信設備行業的原有格局而躋身次席，但作為攪局者勢必會引來競爭對手更為強力的反擊，尤其在全球經濟低迷、市場需求疲軟的大背景下。 諾基亞2016年的財報業績只能說是差強人意：2016年合并報表后的業務收入與2015年兩家合并前的數字相比，按歐元計算下降了12%，并出現了11億歐元的運營虧損。 11億歐元的運營虧損正是資產并購的代價。從下圖諾基亞并購阿爾卡特-朗訊前后財報業績對比可以看到，并購完成后業務收入增長了89%，但毛利率和運營利潤率都受到了損害，尤其是諾基亞在2015年取得的13.5%的經營利潤率在四大通信廠商中原本是最高的，在并購完成后卻轉為了虧損。 諾基亞2015年數據為諾基亞與阿爾卡特-朗訊合并前的數據匯總 具體來看，影響經營利潤的中間費用高企是最主要的原因。 從下圖諾基亞并購前后中間費用對比情況表來看，諾基亞在2016年并購阿爾卡特-朗訊后的研發費用和銷售管理費用相比與2015年兩家的總和各有10%左右的上升。 由于諾基亞在2016年的收入比并購前兩家的總和有12%的下降，因此研發費用在2016年業務收入中的占比高達21%，為四大通信廠商中最高;銷售管理費用占比達到16%，四大通信廠商中僅次于華為。 由此可以看出，諾基亞在并購完成的第一年還沒有實現協同效用，如何處理重合的產品線和冗余的人員仍是諾基亞必須要面對的整合之痛。 諾基亞2015年數據為諾基亞與阿爾卡特-朗訊合并前的數據匯總 11億歐元的運營虧損的并購代價為諾基亞換來的是補齊了固網和IP產品的短板，變身為面向運營商市場的端到端的業務解決方案提供商，在產品組合上甩開了愛立信、在營收規模上甩開了中興，并具備了與華為在運營商業務領域全面競爭的能力以及向企業業務市場進行拓展的實力。 2016年末諾基亞CEO Rajeev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優化業務，推動增長(Rebalancing for Growth)“戰略，提出在具備優勢的運營商領域持續深耕以確保其領導者的地位的同時，要大力拓展垂直行業市場，特別是能源、交通、公共安全以及超大型技術公司和網絡巨頭的行業客戶。 2020年之前的運營商市場屬于4G高峰已過而5G啟動尚早的寒冬期，每一個通信廠商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對于諾基亞而言，在此之前的2016年完成資產并購與合并運營是個好的時機，利用收購來的資產得以在更為寬泛的行業業務領域進行拓展也是正確的方向，但真正考驗諾基亞CEO Rajeev的還是要在2017年將經營利潤扭虧為盈。 在財報的2017年展望中，Rajeev將經營利潤目標設定為8~10%之間，并再度重申了其到2018年消減12億歐元成本的承諾目標，因此預計諾基亞將在2017年加快對重合產品線的整合，裁員大風暴或許又掀起。 四、愛立信的生死挑戰 作為通信行業傳統勢力的代表，同是來自歐洲的愛立信和諾基亞之間的競爭已經持續了數十年，愛立信在運營商網絡業務領域的收入規模始終保持著對諾基亞的大幅度優勢。 但隨著諾基亞完成與阿爾卡特-朗訊的合并，愛立信在2016年的營收規模已被諾基亞所超越，但比規模優勢喪失更令人擔憂的是，愛立信2016年的經營利潤率只有2.8%，已經跌到了近10年來的最低水平。 由下圖愛立信銷售收入與運營利潤率的5年趨勢變化來看，愛立信5年間的銷售收入下滑了2%，營收規模不增反降而經營利潤率跌至谷底，這也是愛立信董事會在當年7月份公布2季度業績不佳的財報后將在位6年的CEO衛翰思解職的主要原因。 衛翰思遭解職后，原CFO Jan Frykhammar 臨時代理CEO一職，直至2017年1月中旬鮑毅康(Borje Ekholm)正式接任CEO。 雖然CEO換帥最終能否幫助愛立信走出困境還有待時間的考驗，但換帥之舉在短期內造成的內部混亂卻已經開始顯現。 在衛翰思遭解職之前，他以“加速轉型以驅動增長和盈利“為戰略出發點對公司內部的業務架構做出了重組，將原來的三塊業務單元網絡業務、全球服務和支撐方案分拆重組為網絡業務、IT與云和媒體三部分，其中新增加的媒體業務板塊主要面向廣播公司和有線電視運營商。 這一架構重組宣布自2016年7月1日生效，但7月25日衛翰思就被解職。而新任CEO鮑毅康上臺后很快就在2017年的3月份宣布實施以利潤提升為目標的專注業務戰略(Focused Business Strategy)并再次對公司的業務架構做出變動，將公司的業務組合集中在三大領域，即網絡、數字服務和管理服務，而媒體業務則被降格為兩個獨立的業務單元(Business Unit)并稱將尋求戰略機會，其實就是準備將其一賣了之。 業務架構的頻繁調整所反映的是愛立信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迷失。 市場整體規模受制于運營商總體投資支出水平是包括愛立信在內的整個通信設備制造行業最大的發展瓶頸，在2020年5G網絡大規模投資啟動前市場需求的疲軟對嚴重依賴運營商業務市場的愛立信而言是生死之間的挑戰。 面對這一挑戰，衛翰思的思路是穩固傳統的無線業務，在網絡云化上實現技術引領同時向ICT和廣播電視等新市場領域進行拓展;但鮑毅康上臺后面臨的最大壓力是恢復盈利，因此他的專注戰略其實就是進一步收縮，砍掉需要投入培育的媒體業務，又將盈利能力最差的管理服務業務單列出來并明確提出通過解決低水平運營和低毛利合同而全力實現業績反轉的目標。 這進一步說明，愛立信董事會留給鮑毅康的時間或許并不是很長，所以鮑毅康只能對現有業務架構實施止血手術，并大刀闊斧地將面向客戶的10個市場區域管理層整編為5個，其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改善盈利水平。 鮑毅康代表的是愛立信最大股東瓦倫堡家族的利益，這透露出瓦倫堡家族追求短期效應的目的或許就是為了吸引潛在金主出手而把愛立信賣出個好價錢。 這個潛在金主最大的可能就是與愛立信進行戰略合作的思科。對于思科而言，2020年5G網絡投資大規模啟動前的任何一年都是相對合適的出手機會，但從2017年開始每往后拖一年，通信設備市場的競爭環境就會更嚴峻一些，愛立信的處境就會更艱難一些，思科出手的機會就會更有利一些。 因此，面對愛立信生與死的挑戰，其CEO鮑毅康看上去更像是大戰風車的唐吉“坷德，與思科何時出手的耐心進行奮勇拼搏。 五、中興的困頓之局 中興在2016年的整體銷售收入達到146億美元，但仍不足領頭羊華為的2成;在運營商業務領域，即使與增長乏力的諾基亞和愛立信相比也只有對方的4成不到;因此，在彼此競爭的業務領域，中興的營收規模已經遠遠落后與對手，成為四大通信廠商中的掉隊者。 在營收規模與競爭對手拉開差距的同時，中興2016年在海外市場的銷售收入也同比下降了9%，在整體業務收入中的占比只有42%。 把觀察范圍拉長，從下表中興海外市場收入從2010年到2016年間的變化情況來看，海外市場收入在整體收入中的占比一路下滑，已經從當年的過半數滑落到4成左右，而其總體規模也始終徘徊在400億人民幣上下而沒有進一步的突破。 按照中興在2016年財報中所稱“本集團堅持人口大國和全球主流運營商戰略，并在部分區域取得新的突破，逐步重塑市場格局“的說法，中興在海外市場布局上的收縮態勢明顯，按人民幣計算，2016年中興在非洲市場銷售同比下降了17.6%，歐美及大洋洲市場下降了11.5%，除中國外的亞洲市場下降了1.7。 中興在海外市場布局上的收縮，與其海外業務盈利能力差有一定的聯系。 如下表中興在不同區域市場的毛利率水平所見，在發達的歐美及大洋洲市場和競爭激烈的亞洲(不含中國)市場，中興的毛利率均遠低于其國內毛利率水平，這與中興一貫以低價沖擊發達市場的策略有關，但同樣也反映出出其在海外市場競爭實力弱和盈利能力差的特點。 中興2016年在非洲和歐美及大洋洲市場收入超過10%的下滑是否與其年初因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制度而受到美國商務部制裁有關，中興在其財報中并未提及，但該事件對于中興的當年業績及未來發展的影響卻非常深遠： 1.利潤虧損。 因為承認公司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律，并在調查過程中有干擾調查的行為，中興最終與美國商務部、司法部和財政部達成和解接受了8.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 由此中興在2016年的財報中一次性計提了61.83億人民幣的營業外支出，導致公司出現14億人民幣的虧損，而歸屬到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虧損為23.6億元，在2016年不再進行利潤分紅。在此事件中，中興公司管理層的違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最終由普通股股東買單，由此對公司形象和股東利益造成的傷害不可低估。 2.變賣股權。 為了籌資支付美國政府8.9億美元的罰款，中興分別在2016年6月和11月對其持有的訊聯智付、天津智聯和中興物聯的80%以上的股權進行了變賣。這三塊股權業務涉及互聯網金融和物聯網，屬于具有高成長性的熱門行業，但為了支付罰款而被匆匆變賣，對于公司的長遠發展和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遠期收益同樣造成的傷害亦不容忽視。 3.高管更迭。 2016年4月5日，自2010年開始擔任CEO的史立榮因美國政府出口管制事件引咎辭去CEO職位，公司原CTO趙先明出任公司CEO兼董事長并全力處置與美國商務部的談判。 2017年3月14日，在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之后，趙先明辭去董事長職務而留任總裁，公司執行董事殷一民出任公司新一屆董事長。 4月5日，負責消費者業務的執行副總裁曾學忠從中興離職。短短一年時間，董事長三次更迭，對中興對外形象和對內管理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 此外，巨額罰款造成的業績虧損也使得中興的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第三個行權期未滿足業績條件而作廢，這勢必對中興以股權激勵來穩定管理層和核心人才的目的形成打擊。 因此，雖然8.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所造成的業績虧損在中興2016年的年報中僅靠一條“營業外支出“的記錄就被一筆勾銷掉，但這一事件對于中興在2017年乃至更長時期內的運營與發展所造成的影響還仍待觀察，特別是根據和解條件，美國司法部為中興設了三年的觀察期，三年期間中興要隨時接受美國司法部批準任命的獨立合規監督員的監察;而美國商務部則還有一筆暫緩支付的3億美元罰款和為期七年的拒絕令如達摩克利斯之劍在中興頭上要一懸七年。 結語： 根據GSMA的統計，全球移動運營商的固定資產投資(CAPEX)在2015年達到了峰值，接近2000億美元 ，并從2016年開始掉頭向下，直接降低了6%，GSMA預計這一下滑趨勢將一直持續到2020年5G網絡投資逐步啟動。 具體到中國市場，根據三大運營商的財報數據顯示，中國移動2017年資本開支預期為1760億元，同比下降6%;中國電信資本開支預期為890億元，同比下降8.1%;中國聯通資本開支預計為450億元，同比下降37.6%。 這也就意味著，2017年三大運營商資本開支將減少462.1億元，同比降幅高達13%，這對于所有通信設備廠商的2017年業績，尤其是高度依賴國內市場的中興和華為來說是個嚴峻的考驗。 因此，由網絡技術升級換代斷檔期而導致的寒冬又將開始在通信設備商行業蔓延，對于華為、諾基亞、愛立信和中興這四大通信廠商而言，2017年注定將是一個難熬的冬天。 根據財報數據顯示，截止到2016年底各家可供支配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余額折算成美元分別是：華為177億，諾基亞80億，中興43億，愛立信則只有41億。 這是在冬天要拿來買棉襖的救命錢，比較起來愛立信是家底最不殷實的一個，如果新任CEO鮑毅康使不出扭轉乾坤的大招，或許思科何時出手買下愛立信就將成為通信行業在2017年最大的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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